但在墨家看来那不是牺牲，而是得利。
从人的方面说，正因为其有爱人利物之心，人才与天、地并列为三才。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哲学（主要是儒家哲学）虽然不是如基督教、佛教等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宗教，但它却有着强烈的宗教性。
知天而不畏天，就会把天看成是一死物，而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、生生不息的、刚健的大流行，畏天而不知天，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。程朱的性即理是由天理的超越性而推向人心的内在性，天理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内在的，同样人性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超越的。天离不开人，离开人则天的超越的神圣性、活泼泼的气象则无以彰显。同样也包含人应该尊敬天的方面，因为天有其神圣性（神性）。这就是说，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，它表达着人与天有着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，而且在人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。
天人合一这一《易》所阐发的命题，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石。（四）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它不仅包含着人应如何认识天的方面。这样的一种风气肇始自韩愈，而经由北宋初年的宋初三先生（孙复、胡瑗、石介）和范仲淹等人的塑造与推广，士大夫以儒学为内在修养的精神人格开始建立起来了。
历时近九百年，不但是孔族史上沿用时间最久的一个封号，也是世界史、和中国史上承袭时间最长的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一个世袭封号。孔子集前圣之大成，不但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，更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道统。此数者，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。而南宋时，理学又大为坚持道统之说，所谓道统，简言之即道的一脉相承，犹之政治上所谓的正统。
后世奉祀韩昌黎于孔庭，并以其嫡裔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之一，良有以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儒学虽然仍保持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，但在思想层面上的成绩与影响实在是难以与二教相比。
由于多年来的屈辱与自强复兴运动一而再的失败，便在苦闷与彷徨中，乃至将一切的罪孽推到了传统文化的身上。宋代不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峰，也是古典文化发展的登峰造极之世。然而，当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道统的赓续和文明的走向，难道真如唐君毅先生所慨叹的花果飘零一样吗？抑或如其师熊十力先生当年在四顾苍茫中所寄望于后世君子的那样：游乎广天博地之间，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？我们深信，剥极必复，贞下起元，就像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昭示的那样，中国的未来，一定会重新回到返本开新的道路上来，继续她未完成的使命。从皇庆三年（1314年）开科到元代灭亡，六十年间一共只举行了七次进士考试，每次录取最多100人，最少仅50人，对政治、学术与社会的实际影响甚微。
故天水一朝之文化，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之谓也。特别是对民间礼俗的重建，以及对书院与宗族的建设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千年，也更使得儒学再一次成为了社会思想的主流，以及民众日常行事的依据与规范。其开国时代之一番儒业，乃自周隋两代培植而来。即四配奉祀官在现任去世后将不再袭职继承，同时正式将奉祀官改为无薪资的荣誉职。
中国民族珍视这一道统，所以代代相传不绝，而王夫之所揭橥的政统可断，道统不可断一语，更是影响至深至巨。不过虽然有少数理学大儒如许衡、吴澄等被元朝统治者重用或是优礼，但士大夫阶层整体上已经降为从属的政治地位，因此只能在著书讲学上有所作为。
论者每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古今一大劫，而不知汉末‘圣文埃灭之情形固几乎与汉初相似也。西汉后期，儒生借助道统的力量来反对朝政的失政，最终选中了王莽来实现儒家的理想，但却因为不切实际而遭到惨败。
而在南朝，原本较为松散的道教得到了整顿、提高、充实，并在与佛教的不断交涉中，共同发展成为中古时期信仰与思想世界的主流。在前者，批判传统文化、否定传统文化，甚至妖魔化传统文化，在20世纪中国文化界几乎成为一种常态。宋太祖建隆二年（961）诏贡举人就国子监谒先师，著为令。而乐则与礼相辅相成，二者共同达成了天道与人道的和谐，维系着三代社会的运转。当玄学的理论在西晋末年郭象的手上快要完成闭环的时候，佛教又在北朝胡人的扶持下大昌，比玄理更为精深的佛理逐渐吞噬了玄理，佛学也因之兼并了玄学。但另一方面，历史上唯一出现的一次孔氏世爵中断、孔子林庙无依和天下儒门无宗的43年，这样一个特殊现象也正是发生在此时。
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。单就历史来看，自东汉以后，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，直到隋唐五代，都是儒学衰微、在思想上不再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。
这个时期的儒学、特别是经学，在很大程度上仅能依靠科举功令来勉强支撑。及至魏正始中，廷臣四百余，能操翰者竞未有十人。
但明代对儒学、对孔庙祀典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就是著名的嘉靖厘正孔庙祀典，明世宗撤孔子王爵，设立启圣祠，去塑像、易木主，进退从祀诸儒，孔庙从祀制度经过了从唐代代用其书、垂于国胄到明代崇德报功标准的演变。至唐太宗，以其经籍文字舛误甚多，乃于贞观之初即命颜师古考定五经。
到了东汉末年，一代儒宗郑玄囊括大典，网罗众说，删裁繁芜，刊改漏失，择善而从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，生机勃勃的古文经学在学术上一举吞并了已经奄奄一息的今文经学。故六艺者，群圣相因之书也，其人虽亡，其道犹存。自晚明以来，就有不少学者试图矫正这一风气，尤其在明亡之后，士大夫们更是痛定思痛，认为晚明士人的放荡空谈对明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因此，遂又形成了经世致用之学风。独孔子起韦布、践素王，以笔札绍明圣人之统，寖明寖昌，称万世师。
但是在思想文化和学术上，沿袭自北宋以来的儒学新风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并最终形成了对日后中国影响殊为深远的理学。此一功利心态，注定无法把握西方文化的精华，纵使把握，也消化不了。
正是在这一片凋敝之中，孔子继承、整理和传播了礼乐文明，并进一步彰显了礼乐文明的精神与意义所在，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之功，同时将礼乐文明的思想精髓——王官学散入民间，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平民教育的先河，从而为中国后世数千年的文明定下基调。历代王朝赠封前代王室后裔以爵位，给予封邑，待以宾礼，使其宗庙有依，以示优礼和尊敬，彰显本朝所承继的统绪和正统的地位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极富人性的一面。
朱元璋时期发生的《孟子节文》一事，便是一次具体的体现。虽然清代对衍圣公的优待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，光绪末年更将孔子祀典由中祀升为大祀，然而，清代统治者对待衍圣公的态度可以说是优而不礼，只见优待少见尊重，与明朝待以宾礼实则迥然不同，孔氏宗子与帝国之关系、儒学之命运，再一次得到清晰的印证。
蒙古贵族恃其武力优势，并不重视文治。终有唐一代，官方对于儒学的尊崇、和对于孔子后裔的优礼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从北宋开国到宋仁宗初年，前后不过八十年，宋代便在五代之乱的文化废墟之上，重建了一个极为繁盛的人文时代。但随着儒学影响和声望的扩大，汉元帝之后开始纯任儒学，使儒者的地位提高，不少儒者能出任高官。
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，一方面希望能够得君行道，而另一方面又死守善道，坚持真理而奋不顾身，同时又极力维护作为士大夫的尊严。激进主义与功利主义犹如脱缰野马一样不可收拾，整个民族陷入狂热与浮躁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古训早被抛诸脑后，恨不能一步登天。
隋代首定释奠乐章，唐代则首次追赠孔子以王爵。儒学思想至东汉盛极而衰，迄魏晋几于熄灭。
另一方面，与之前的历次改朝换代完全不同的是，民国的建立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冲击，士大夫阶层失去了制度的保证而趋于解体，古老的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陆德明作《经典释文》，偏重南学，风行一时。
